安徽一老人驾摩托免费捎带陌生人被罚3万
2012-04-10 15:19:43中国青年报 我来说几句（）
“免费捎带陌生人，结果被当做非法营运处罚3万元。”合肥67岁的退休职工李荣寿，一提起3年多前的这件事儿，就后悔不已。
2010年2月26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皖检民行抗字（2010）第26号行政抗诉书》（以下简称《抗诉书》）。
《抗诉书》中称，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荣寿的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
《抗诉书》还对运管处所提供证据进行了质疑。
首先遭到质疑的是现场录像。《抗诉书》中提到，运管处所提供的视听资料，没有李荣寿摩托车驾驶人与乘客现场交易以及运输情形等连续性的全部场景，其仅显示一家录音录像制品商店内、外的两处场景：
“一是店内一位市运管处执法人员询问一位手中拿着一沓音像制品的年轻女士即所谓刚才乘坐摩托车的人‘是否认识，什么地方坐车，给了多少钱’。该女士简短而间断的回答是‘不认识、长江饭店那边、5元’……”
“二是店外李荣寿和市运管处工作人员之间的询问、答辩及争吵混乱的场面。此节音像资料显示，李荣寿根据市运管处工作人员的询问，情绪激动地答辩：从市妇幼保健院大门外应要求顺路送了一位不相识的女士到双岗，未讲钱也未收钱，自己在做好事，现在人已经走了，并将其身上所有夏衣口袋翻过来给在场的人查看，以示其确实未收钱；且请求执法人员调查，要求允许进入商店与那位被询问的女士进行对质未果，该女士身份不明。”
《抗诉书》写道：“由此，该视听资料不能证明该被询问女士就是李荣寿所运送的女士，即不能确认该女士就是李荣寿运输的交易对象，也不能确认李荣寿的运输事实与该被询问女士乘车的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
此外，省检察院认为，运管处提供的本案现场录像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要求，应当不予采信。
其次被质疑的是李荣寿的询问笔录。《抗诉书》中显示，“该笔录载明：李荣寿陈述其应一位看来有急事、不相识女士的请求，在桐城路口妇幼保健院大门附近顺路做好事将该女士送到阜阳北路的双岗附近，其不是摩的，自己身上没有钱，没有讲钱也没有收钱，‘这位女同志都走了’ ……显然，该笔录不能证明李荣寿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事实。”
最后证人证言也被检察院质疑。《抗诉书》中表述：“该证言系乘车人徐某某（名字不清）的书面证言，其内容为：‘本人于2008年7月18日16：20左右乘坐皖A82727号摩托车从合肥市小花园到双岗，支付或约定运费为4元。本人与该车驾驶人互不相识。’由此，该证据与前述现场录像有关乘客女士乘车的地点、付费金额等内容相互矛盾。且该证据是预制的格式文本，其内容没有证人身份的表述，没有落款时间。证人名字不清楚，联系电话打不通。尤其该证人并未依法出庭作证，故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认定。”
《抗诉书》中总结称，“综上，市运管处提供上述三份证据不但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内容相互矛盾，而且该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要求，应当不予采信。判决予以采信市运管处提供的上述证据，认定‘市运管处提供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李荣寿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而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事实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以后做好事要先开证明？
李荣寿得知《抗诉书》内容后，信心倍增。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收到《抗诉书》后，省高院下达裁定书，令原审法院合肥市中院对此案再审。
但李荣寿又败诉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4日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在这次作出的《判决书》中，合肥市中院认为，运管处提供现场录像及相关书面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能证明李荣寿非法营运的事实。“李荣寿承认用摩托车载人，但辩称是应人请求做好事送人，并非载客营利没有证据证明”。
对此，李荣寿表示对记者说，“老李我做好事送人，也不要你宣传表扬，为什么要证据证明？处罚者运管局才有证明我违法的责任才对。看来，以后做好事前要先开个证明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合肥市运管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当时合肥市四部门有一个对道路运输进行的整治行动。
对于李荣寿被处罚一事，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时间这么久，弄这个事情，你现在让我讲当时是怎么处罚的，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提供确切的信息。”
当记者希望与当事执法人员取得联系时，该工作人员称，“不太合适”。
同时，运管处该工作人员表示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会有一套处罚认定程序，如果李荣寿对于处罚决定不满，当时可以举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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